摘要:太行山的草木提示:洋姜和西红柿是能给英雄生命营养的草木,就像离别路上,刘志兰带给左权的那些苹果!太行山,巍然屹立,没有人能一下子将它全部拥抱。因此,太多的人,一直默默注视着那里的一草一木,成了一生一世的牵挂。砖壁村,是山西省长治市武乡县蟠龙...
提示:洋姜和西红柿是能给英雄生命营养的草木,就像离别路上,刘志兰带给左权的那些苹果!太行山,巍然屹立,没有人能一下子将它全部拥抱。因此,太多的人,一直默默注视着那里的一草一木,成了一生一世的牵挂。
砖壁村,是山西省长治市武乡县蟠龙镇下辖行政村,中国传统村落,地处太行山深处,村域面积17.92平方千米。八路军总司令部旧址就在这里,是抗日战争期间八路军总部所在地,由王家峪旧址和砖壁旧址组成。
关于这里的革命历史是这样的:1939年7月,八路军总部各机关由总司令朱德、副总司令彭德怀、副总参谋长左权率领,从潞城北村迁到砖壁村;10月,总部又迁到王家峪村,部分留守砖壁村;1940年6月总部又迁返砖壁村;11月转移到左权县的武军寺;1942年5月反“扫荡”后,彭德怀又率领总部机关第三次进驻砖壁村。之后不久,总部开赴太岳区。
今天的砖壁村有一些高大的树木,曾是当年八路军指战员在这片山大沟深的贫瘠土地上种下的。
砖壁村距武乡县城45公里,处于太行山腰,四周群山环绕,地势险要。抗日战争时期的八路军总部就设在村东玉皇庙内及周围的李家祠堂、佛爷庙、奶奶庙等一组建筑群中。王家峪村位于砖壁村西南10公里、洪水河南岸的一条峡谷中,八路军总部曾设在村北三座相连的民宅中。
三座相连农家院落,西院有接待室、参谋人员住室、总部马棚;中院为总司令部参谋处、秘书处、刘少奇路居处和朱德总司令、彭德怀副总司令、左权副参谋长、警卫员等的住室;东院为刘伯承、邓小平、陈赓、陈锡联、李达等回总部开会时的住室。
三座民居傍山而立,南行约里许,河右岸有一株大杨树,躯干遒劲,树丫繁长,据传为1940年朱德手植。
这是一棵树,一棵杨树,还有一棵是榆树,在砖壁村,是彭德怀亲手植下的,被人们亲切地称为“彭总榆”。如今依然刚劲挺拔、巍然伫立。还有一棵还是杨树,今天,人们虽然不知道它在村里的什么位置,是什么模样,但它却见证了革命年月革命战士间的深情厚谊。它出现在后世的史料里,是关于龚澎和刘文华的。
1940年1月,龚澎和刘文华太行山区的一个小山村里结婚,没有举行任何结婚仪式,没有喜宴,没有结婚的新装,只是在村前的一棵小杨树上,用对爱情的忠贞刻上两个人的名字和结婚的日期。他们期盼诚挚的爱情能像小杨树一样生长,天长日久。
时间不长,龚澎调往重庆,走后,刘文华调任太行军区第二军分区政委,二人鸿雁传书,寄托思念。约在1942年六七月间,纵马太行、英勇作战的刘文华却在一次行军路上,突发盲肠炎,迅速转为腹膜炎,由于缺医少药,得不到及时有效的医治,身殉太行。此后,太行山上的那棵杨树一直出现在龚澎的梦里,年年岁岁,生长不息。
有资料说,刘志兰离开太行的时间是1940年8月30日,这天,她和龚澎一起上路,刘文华和左权将军站在山坡上一直目送她们渐渐远去,消失在弯弯太行山道两旁的密林深处。刘志兰是谁?左权将军的夫人。她没有和龚澎一样,在太行山上种下一棵树,但龚澎种下的那棵树同样站在她的身后,如同丈夫送行的身影。
太行山的风,那时在树叶的声响里,吹痛了人们的心。龚澎、刘志兰出发后在一个苹果园憩息,还每人买了一些苹果,托人带给自己的丈夫。在这相同的苹果里,刘志兰与龚澎有一点是不同的,龚澎是一个人,刘志兰的怀里有一个孩子,是左权的女儿左太北。
左太北,1940年5月生于八路军总部,左权与刘志兰唯一的女儿,因出生在辽县,是太行山的一部分,叫太北区。彭德怀以刘伯承的孩子叫刘太行,而建议取名左太北。与父亲左权分别时,左太北只有几个月大,所以,在太行山离别的树叶声里,有了孩子的哭声。
让人们都没有想到的是,那些苹果竟然成了刘志兰与龚澎对丈夫最后的照顾——1942年5月25日,日军对太行抗日根据地发动大“扫荡”,左权指挥部队掩护北方局和八路军总部等机关突围转移,不幸牺牲,年仅37岁。这个时间段与刘文华身殉太行,只差了一两个月。
刘文华病重时,曾为妻子龚澎留下绝笔,并寄来了那棵白杨树的树叶。龚澎泪流满面,在回忆文章里,她说:“假使他安眠的那块地,不被战争的炮火所毁损,还在我们队伍保卫之下,等明春雪融冰化的时候,我恳求你委托附近的同志和老百姓在它上面种植一些树秧;让他知道这是在辽远的西南角上,他的妻的意思。”这段文字发表在《新华日报》(重庆版)1942年12月6日副刊,述说着“妻的意思”,也有着“树的信息”。
刘志兰获悉左权同志牺牲的消息后,伤心欲绝,后在朱总司令一再安慰鼓励下而强忍悲痛,并在延安《解放日报》撰文纪念左权。其中说:虽几次传来你遇难的消息,但我不愿去相信。自然也怀着不安和悲痛的心情而焦虑着,切望着你仍然驰骋于太行山际……你所留给我最深切的是你对革命的无限忠诚,崇高的牺牲精神,和你全部的不可泯灭的深爱……血泪合流,我不仅为你流尽伤心的泪,也将为你流尽复仇的血,你永远活在我的心里,在今后悠长的岁月中,想到你将是我最大的安慰!
刘志兰的悼念文章里没有“树的信息”,但在她的心里,丈夫长眠的太行山草木也成了有情的。一草一木总相关,都是革命年月刻骨铭心的爱。
刘志兰1917年生,祖籍河北,因父亲在北京谋生定居了下来,成了北京人。她有6个姐妹,与她一起被邻居们称为“七仙女”,个个如花似玉。在她出生之前,父母已有4个女儿,一直盼着能生个儿子,没想到生下她后,又生了两个女儿,才让她和姐妹们有了个弟弟。8个孩子的家庭,仅靠父亲做些小生意维持。因为家离北京师范大学不远,母亲便将家里闲置的房子租给学生,并为学生们洗衣做饭换得一些贴补。艰难可想而知。
刘志兰渐渐长大,生活的艰辛把她磨砺成一个有激情、性格外向的姑娘。1935年,她进入在北师大女附中高三甲班读书,后来嫁给彭德怀的浦安修在乙班。北平“一二·九”学生抗日救亡运动爆发后,她和浦安修都被卷入这场革命的洪流中,她们的表现很活跃,浦安修参加“民先队”(中华民族先锋队)和妇女救国会,她是女附中“民先队”队长。
“七七事变”后,刘志兰离开沦陷的北平,与好友杨慧洁相约一同去延安。她俩首先找到西安七贤庄八路军办事处,八办的负责同志觉得她俩年纪尚小,延安的生活条件很苦,不肯答应。她俩就一趟趟地往八办跑,并以共产党员的身份坚决要求参加抗日,八办的负责同志因此感动,介绍她们到陕北公学学习。
到达陕北后,刘志兰与杨慧洁被编入陕北公学六大队女生分队。当时,六大队共有4个分队,只有1个女生分队,刘志兰任女生分队队长。经过3个多月的紧张学习,毕业后的刘志兰在北方局妇委工作,并任陕北公学分校教导员。1939年春天,刘志兰随巡视团来到太行山八路军总部,因为聪明能干,十分讨人喜欢,朱总司令的夫人康克清便与当时在北方局妇委工作的浦安修商量,要把她留在晋东南工作。
康克清这样回忆道:“经过我们一番宣传动员,又做了巡视团领导人的工作,终于把她(刘志兰)留到北方局。这时,我想到把她介绍给左权副参谋长可能是最合适不过的了。朱老总一听,十分同意,立即征求左权的意见。”
刘志兰在后来写给女儿左太北的信中说,朱老总向她介绍左权前,她听过左权做的一次军事报告,“只听人们都很钦敬,谈不上什么印象”,当时,她“自视清高,虽然22岁了,接触人很多,但没有和任何一个人恋爱过,也没有对什么人有过好感”。因为有了朱老总的亲自介绍,不好拒绝,她很快便和左权结了婚。时间是:1939年4月16日。
刘志兰说,结婚前,她认为和左权没太多感情基础,结婚后才有了进一步了解和发展感情的过程。“现在回想我们的生活是幸福的,也是有感情的。”然而,和左权结婚,她总有一种不祥的预感,主要顾虑他(左权)的安全。
康克清说,刘志兰和左权结婚那天,两位老总(朱老总和彭老总),我们大家都去了。许多人贺喜,喜气洋洋,十分热闹。在那艰苦的岁月里,这一天的喜庆为苍茫的黄土地抹上了一层让人难忘的亮丽。有资料说:战友们散去,左权望着刘志兰,深情地说了一句:“亲爱的,你是沐浴在革命风暴中最美的花!”刘志兰听后,轻盈浅笑,脸上露出了幸福的微笑,他们的爱情一度在太行山传为佳话。
翌年,八路军总部所在地,一个新生命出生了,她就是刘志兰和左权的女儿左太北。
和其他人没有不同的是,婚后的日子难免会磕磕绊绊,可后来始终是幸福的。1940年8月,百团大战前夕,左权一直忙于战斗准备和部署工作,但仍抽空去看望了刘志兰母女。刘志兰抱怨左权长时间不来看望,左权便自己拿起炕头上的脏尿布到河边洗干净、晾好,又端起碗给孩子喂米汤。待刘志兰气消后,左权才耐心地解释目前的时局和前线情况,使刘志兰破涕为笑。
离开,是一种无奈的选择。百团大战分为3个阶段:1940年8月20日至1940年9月10日为第一阶段,中心任务是摧毁正太路交通;1940年9月22日至1940年10月上旬为第二阶段,主要任务是继续破坏日军的交通线,并摧毁日军深入抗日根据地的主要据点;1940年10月上旬到1941年1月24日为第三阶段,主要任务是反击日军的报复性“扫荡”。
1940年8月,刘志兰带左太北回延安,只因前方敌人扫荡频繁,不便带孩子。在临别的镜头里,还有这样一个细节:左权请部队的摄影师,为一家三口拍了张照片,照片上的左权和刘志兰都面带笑意,抱着小小的女儿看着远方,画面温馨无比。随后,左权返回前线,百忙中的他常给妻子写信,对自己未尽到丈夫和父亲的职责,请求妻子原谅。
今天,左权写给刘志兰的十多封信,都被保存了下来,最后一封这封以“志兰:就江明同志回延之便,再带给你十几个字”开头,有着这样的深情内容:“在闲游与独坐中,有时总仿佛有你及北北与我在一块玩着、谈着。特别是北北非常调皮,一时在地下,一时爬到妈妈怀里,又由妈妈怀里转到爸爸怀里来,闹个不休,真是快乐。可惜我们三个人如今分离,假如在一块的话,真痛快极了。”又说:“亲爱的志兰,我的终身伴侣!别时容易见时难,分离二十一个月了,何日相聚?念、念、念、念!”
信的落款是5月22日晚,距左权将军殉国仅有3天。真挚地刻写了将军对妻子女儿的想念,深情地白描了将军对天伦之乐的向往。是一位革命者感人至深的情感表白!终究却成了永远的遗憾。
左权牺牲后,朱德和康克清都在延安,康克清回忆说:“老总把左权牺牲的消息告诉我以后说:‘现在还没有告诉刘志兰,你看如何找她谈为好?’我说:‘在战争中牺牲是很难预料的,不过这件事对她的打击太大,她今年才25岁啊!’随后,我和老总一起去看刘志兰。她已经知道了消息,一见我,两人就抱作一团哭起来……”
1942年7月3日,刘志兰在延安《解放日报》发表回忆文章《为了永恒的纪念——写给权》,她说:“为了工作与学习,我们不只一次地分离,每一封来往的信,数不尽的怀念之情,尤其这次将近两年的分别,书信的阻隔,加深我们互相的思念。”又说:“今后在任何情况下,有党及同志们的帮助,我一定要抚养她长大成人,继承你的遗志,亦使她时刻记忆着爸爸是血战捐躯的抗日英雄。”
这便是一个25岁的女子,在丈夫为国牺牲后的怀念,慢慢地,像草木有些悲伤地覆盖了太行山。之后,在战友们的安慰和鼓励下,她忍着悲痛,勉强让自己坚强起来,却又主动脱离了丈夫生前的圈子,选择独立生活,以免触景生情,直到6年以后才在众人的劝说下,重新组建了家庭。
刘志兰再嫁对象是左权的秘书,也是左权的好战友,名叫陈守中,两人的婚姻也得到了组织上的祝福。婚后,陈守中有过一些重要的任职经历,但一直非常低调,甚至不想让人知道自己的妻子是左权的前妻。他将左太北视如己出,力所能及地给了左太北最好的生活和教育,并以此告慰左权的在天之灵。
除了陈守中的关爱,左权的其他战友们也对左太北关怀备至,尤其是彭老总,甚至安排左太北和自己的侄女住在一起。左太北后来回忆说:“我有两个父亲,一个是左权,一个是彭老总……彭伯伯呀,您就是我的第二个父亲,我永远爱戴您!”还非常幸福地说:“在那里(彭老总家)我有了家的感觉。我在那里基本都不花钱,那个时候,我每个月有烈士子弟费20元,他都替我存着,直到1962年,他亲手交给我一个存折。”
正因为如此,左太北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导弹系,一路幸福地成长。毕业后,她先是在航天研究所工作,后在国家经委、国家计委做军工计划管理工作。2000年,在中国航空工业总公司综合计划司副司长的岗位上退休。
1982年,刘志兰将左权在抗日战争中写的11封家书寄到了左太北的手中。这11封家书被她守了整整40年,她一直没有忘记左权,并以“左家媳妇”自居,赡养左权的父母,让二老过着安稳的生活,左家人也一直将她当亲人看待。收到书信的那一刻,左太北一下子读懂了母亲刘志兰对父亲左权的爱,而左权写给刘志兰第一封家书是这样的:我也种了四五十棵洋姜,二十颗西红柿,今年没有种花,很少打球,休息时玩玩扑克和斗牛。
洋姜和西红柿是能给英雄生命营养的草木,就像离别路上,刘志兰带给左权的那些苹果!太行山,巍然屹立,没有人能一下子将它全部拥抱。因此,太多的人,一直默默注视着那里的一草一木,成了一生一世的牵挂。
1992年,刘志兰因病去世,享年75岁。去世前,她还想着让女儿保存的左权给他的那些家书或者是情书。她说:“如果说我和你爸爸还有遗产的话,这就是遗留给你的最宝贵的遗产。”在那些家书里,除了洋姜和西红柿,左权还说,他曾在院子里种了不少花,看见花开的样子,就像是看到了妻子和女儿。那些花儿啊,也是装扮着太行山的草木。
左太北后来主编了《左权将军家书》,并给自己亲爱的爸爸写下了这样一段话:“爸爸,1940年8月,您为我们娘俩赴延安送行,特抱着我与妈妈合影留念。那张照片我一直珍藏着。看,在爸爸怀里的我笑得有多开心、多快活。出生不满100天的小孩,哪里知道这竟是和您的生离死别呢……”
与刘志兰一起离开太行山的龚澎,后来成为了乔冠华的妻子,他们的女儿乔松都著有《乔冠华与龚澎——我的父亲母亲》,书中特意提到了龚澎与刘文华的爱情故事。乔松都还在邯郸晋冀鲁豫烈士陵园,找到了刘文华烈士的墓碑,默默献上一束鲜花:“刘伯伯,我替妈妈看您来了!”
一棵树、几片叶子,几个洋姜、西红柿,一些苹果……太行山的一草一木在《左权将军家书》《我的父亲母亲》等等作品里,都变成了隽永的文字,来自革命者的内心,在情感的风里,如同太行山上的树叶,发出脆脆的声响,余音袅袅,经久不绝。因为太多的壮志才会有牺牲,太行山上的草木也寄托着先辈忘我的革命精神、坦露着他们向往美好和温暖的革命心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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