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42年春，本该是万物复苏生机勃发的时节，但在刚刚经历了日军五一大扫荡的冀中平原上，却是一片寂静荒凉的景象。然而战场上的寂静和日军后续频繁的电令往来、部队调动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我华北各抗日根据地都明白，日军一定会有更重大的行动！果不其然，...
1942年春，本该是万物复苏生机勃发的时节，但在刚刚经历了日军五一大扫荡的冀中平原上，却是一片寂静荒凉的景象。然而战场上的寂静和日军后续频繁的电令往来、部队调动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我华北各抗日根据地都明白，日军一定会有更重大的行动！
果不其然，冈村宁次很快就集结重兵向太行地区进犯，华北日军第一军3万精锐尽出，直扑我八路军总部机关。这令当时我军的一些高级指战员大为困惑，要知道此前的百团大战和反扫荡，敌人一直无法摸清我军指挥中枢的具体方位。这次他们如此迅速高效地行动，到5月22日夜，已逐渐对我军总部形成包围态势，究竟是怎么做到的？
日军冀中大扫荡
就在一年多以前的百团大战中，八路军在副总指挥彭德怀的指挥下，依靠广大群众和民兵组织的支持，充分发挥我军运动战和山地战的优势，对华北日军的交通系统造成巨大破坏，也拔掉了很多日伪据点，巩固根据地的同时还在一定程度上动摇了日本在华北的殖民统治，狠狠地打击了日伪的嚣张气焰。
百团大战
这使得华北方面的日军高层对彭德怀恨之入骨，正式将共产党组织起来的抗日军民视作心腹大患，并开始重点研究怎样摧毁八路军的指挥系统。为此华北日军新一任的最高司令冈村宁次走马上任。他们还花重金改进了电讯情报技术，通过对电波频次的侦察，不断分析哪里有可能是八路向外发送信息的中心。后来又抽调数百名精干官兵组建成两支神秘的“特种部队”，化装成我军，深入太行腹地，进行探查和刺杀活动。
有了冀中大扫荡时，敌利用我华北部队注意力被其“铁壁合围”的浩大声势所牵制，华北日军便积极利用情报优势，调兵遣将，声东击西，最终对太行、太岳地区的我军首脑机关发动进攻。
“破坏中共组织、中枢机关是为主要，应尽量逮捕其主要人物”，从日军第一军司令岩松义雄对其上司冈村宁次陈述的这番话来看，敌人这次的“斩首”行动完全是一个蓄谋已久的计划，即臭名昭著的“C号作战方案”。
化装成我军的小股日军特工部队
1942年5月22日到23日，面对数倍于己的敌兵来犯，彭总当机立断，率总部主力部队迅速跳出了敌人的大包围圈，到外围寻求作战机会，并不断发出电讯指导突围行动。
时任参谋长左权护送总部机关转移。但由于八路军总部过于庞大，还有野战政治部、后勤部、北方局、党校和报社等机关，且仅剩警卫部队保护，来不及完全撤离，很快就被日军的先头部队第41师团追上。加之日军的情报网已经很容易探明大部队的行踪，我军于24日夜再度被围。
掩护总部撤退的八路军
一万多人落进数万敌人的合击圈，我方还有几千人是机关干部式的非正式武装人员。凭着多年的战场经验，彭总和左参谋长意识到日军肯定会趁着夜色构建起多道封锁线，如果不尽快做出反应，形势将不堪设想！
1942年5月25日凌晨，数万日军精锐将八路军总部军队和各机关共一万余人包围在辽县麻田东边的南艾铺一带，日军只要一接触到我方人员便会迅速发起猛烈的进攻，我方不断有人伤亡。
彭德怀和左权立即召开战地临时会议，果断决定分兵突围，彭总、野战政治部主任罗瑞卿、后勤部长杨立三各率一部，分别向西北、东南和北边突围。而参谋长左权则坚决要求自己率一部断后，以保护总直机关、北方局及党校人员突围。各部约定的最终去向为太行根据地二分区和六分区。
左权和彭德怀
形势万分危急，再来不得半点迟疑，彭总一声枪响，振臂高呼：“同志们，赶快行动，按既定方向突围！”说罢率先朝西北山口冲去。日军猛烈的炮火就没有停止过，而且还出动飞机来轰炸，因为他们深知此次包围的八路军不是一支普通的部队！
在各路突围的人马中，最危险的莫过于庞大的机关干部队伍了，他们本身就不是战斗人员，而且随身携带的文件、设备众多，导致行进速度比较缓慢。保护这支队伍突围的正是左权参谋长，在千钧一发的危急时刻，左权义无反顾地扛起了断后的重任！
“左参谋长和我们在一起”的消息夹杂着炮火声迅速在机关队伍中传开，同志们信心倍增，在左权的指挥下，一些骨干人才逐渐有条不紊地脱离战斗区域。
很少经历战阵的机关工作干部还是第一次陷入这样危险的境地，他们紧跟着左权的护卫部队，穿梭在枪林弹雨中。尤其是在敌人飞机轰炸的时候，大家总能看见左参谋长四处奔走的身影，靠着他的呼喊和指挥来辨别方向。“同志们，不要害怕飞机，快跟我冲，冲过去就是胜利！”左权的声音不停地回荡在战场上。
左权指挥总部机关撤退 剧照
突围从凌晨一直持续到中午，在硝烟弥漫的战场上英勇战斗的左权已经负伤，他的左臂被日军流弹弹片击中，但他仍仔细注视着同志们的撤退状况，丝毫没有停止战斗的意思。
下午两点左右，左权带着战士们突破了第二道封锁线，行进到十字岭的高家坡，他命令大家就地短暂休整，自己则在仔细地清点人数。就在这时，彭德怀的警卫连长唐万成带着人从远处冲过来，他告诉左权，总部机关和北方局的骨干人员基本都突围出去了，彭总也已脱险，你掩护断后的任务已经完成，作为高级指挥员，你必须马上脱离战场！
但此时的左权却认为自己失职了，他发现机要科的相关人员不在身边，也就是说总部的众多机密文件还没有脱险，另外还有北方局党校和新华社的一些同志没到。左权决定继续寻找这些人，拒绝了唐万成的一再请求，严厉命令他返回保护彭总。
浴血十字岭
到了黄昏时分，左权带着最后一批同志冲向日军最后一道封锁线，他反复对警卫人员强调：“你们责任重大，一定要保护好机要人员和文件的安全！”这个时候敌人的炮火异常密集，但是大家依旧能听见左参谋长沙哑的喊声：“同志们，再加把劲，我们快要成功了！”疲惫不堪的战士们意识到参谋长还在身边保护大家前进，再次打起精神，行进的速度也快了起来。
队伍冲到接近十字岭顶峰的位置，离突破最后一道封锁越来越近了，敌军的进攻越来越丧心病狂，飞机、大炮轮番向十字岭倾泻火力。突然一发炮弹飞来，在指挥前进的左权的不远处爆炸，激起的尘土扬了左权一身，但他却没有及时弯下身躯，而是转身向后面的同志高声疾呼：“快卧倒！快卧倒！”
作为战场上的行家，他太明白很快就会有第二发炮弹袭来，但他更明白，此刻队伍里很多未经战阵的非战斗人员更需要他的声音！
第二发炮弹呼啸而来，巨大的响声震耳欲聋。当硝烟散尽后，同志们放眼望去，再没能看见那个挺立在天地间的伟岸身影。十字岭天边的晚霞如血一般鲜红。
左权牺牲了，但他所护送的最后一批同志成功突围了。
在那惨烈混乱的战场上，北方局党校的青年学生们亲眼目睹左权被日军炮弹击中而壮烈殉国，他们惊愕地卧倒在首长身旁，悲痛不已。迫于当时情况的危急，他们只得将遗体运到稍隐蔽的荆棘丛中，再用树枝、衣服等杂物遮盖好，取下首长生前佩戴多年的手枪后，便不舍地离开了。
这批人员突出去不久，就在小南山村遇见了彭德怀等领导，当他们拿出左权的手枪，说出参谋长已经牺牲的消息，彭德怀面露哀容，难过得转过身去，迟迟没有接下亲密战友的遗物。笼罩在悲伤氛围中的大家伙都知道，老总是不愿意接受这样沉痛的事实。
左权将军的遗物转轮手枪
数日后，敌人也已退出战场，彭德怀派出一队战士，由他的警卫连指导员率领，重返十字岭。一番苦寻，战士们终于确认了左权的遗体，他们从附近老乡家买来棺材，为老参谋长清理了一下遗容，就地体面地安葬了。
但是情况又陡生变故。日军截获我总部机关发往延安的电报，得知左权在之前的大包围作战中阵亡后，又杀了个回马枪，在十字岭地区到处挖掘，最终找到左权的棺木。为打压我军士气，他们打开棺木，用相机拍下左权的遗体，便将其暴露于荒野中，之后将照片刊登于伪政权的报纸上，对八路军的失利大肆渲染。一时间我军民对日军的暴行无不愤慨，为左权报仇的呼声响遍华北！
日军将左权遗体拍照登报
时年37岁的左权，是我党在抗日战争时期牺牲的最高级别的将领，他的死使全党全军都哀恸不已，也是全民族抗战事业的一个无法挽回的损失。毛主席命令党内所有的宣传机器都大力宣扬左权的英雄主义精神，周恩来称他为党内模范，朱德在诗中盛赞他以身护国、名留千古，林彪也为纪念他写下长篇悼诗，彭德怀则亲手为他撰写了墓志。党内几乎所有重要领导人都以自己的方式表达了对左权的思念。
1942年7月7日，延安党中央和麻田八路军总部都隆重举行了抗日阵亡将士追悼大会，党政军民各界都在悼念抗日战争中牺牲的同志。中央追认左权和其他在反扫荡斗争中牺牲的将士为烈士，朱总司令随后发表讲话，号召全国人民继续努力，争取抗战的最后胜利。
9月8日，左权牺牲后不到四个月，晋冀鲁豫边区政府为纪念他，正式将辽县更名为左权县，这一名称作为左权将军历史功绩的见证沿用至今。我华北军民的抗战斗志就这样在艰难时期达到了新的高潮！
朱德在延安追悼大会上讲话
然而作为左权的生死之交，在彭德怀的心中，这件事还远没有结束，自战友牺牲的那一天起，他就在思考自己的计划，日本人必须付出代价！
1942年10月10日，河北涉县石门村山麓，左权墓修建告成，八路军总部和八路军129师总部的全体人员聚集在一起，为左权的灵柩举行公葬大会。参加大会的还有慕名而来的五千民众，人们在一片肃穆的气氛中怀念着左权将军。
罗瑞卿在墓前讲道：“给烈士行礼还没完，今后还要做三件事，报仇，报仇，还是报仇！”饱受日寇侵略扫荡之苦的群众义愤填膺，高唱着《左权将军之歌》，热情高涨，表示誓将抗日进行到底，当场就有百余名青年报名参军。
左权公葬大会
也正是在当日的公葬会上，彭德怀面色凝重，亲手为左权撰写墓志，罗瑞卿的“三个报仇”给了他很大的触动，报仇？他又何尝不想呢！
从1938年春到1942年秋，是左权做为第一搭档陪他一直坚守在抗战前线，坐镇八路军总部，领导根据地军民与日寇顽强斗争，指挥了百团大战和一次次反扫荡战斗。四年多的精诚合作，两人相知相扶，生死与共，对彼此都非常信赖了解，结下了深厚的情谊。
彭德怀为左权将军墓撰写的碑志
彭德怀忘不了5月27日的凌晨，他带着大队人马在小南山村的打麦场上等待最后突围的左权，却等来了左权牺牲的噩耗，作为八路军前线的最高指挥，总部被袭击已经让他十分恼怒，左权的牺牲更使他心痛不已。
而当几个小时后部队要继续转移时，集合令响起，队伍里还有为左参谋长牺牲而悲痛的抽泣声，彭德怀又操起他那粗粝的湘音喊道：
后来很快就传来了日军粗暴对待左权遗体并公开羞辱八路军的消息，这更坚定了彭德怀报复日本人的决心！彭德怀亲自指定其总部特务团的团长欧致富精心挑选三十名指战员组成敢死队，由团参谋长刘满河秘密组织严格训练，随时待命，准备给日本鬼子来一次以牙还牙。
在总部机关和大部队再次安定下来后，彭德怀便开始密切关注我军情报工作的进展，他一直在等待时机。
1942年12月，我军情报系统得到可靠消息，日军两支特工部队之一的“益子挺进队”的一个小队将在春节时去祁县参加当地日伪军的庆功会，半年前配合大扫荡偷袭八路军总部机关的就有这一小队日军。但由于国民政府在祁县的县长和军官都当了汉奸，祁县属于日占区，敌我态势非常严峻，想在日伪的地盘上刺杀日本人可不容易。好在潜伏在祁县的地下党刘秀峰同志与组织联系，告知了宴会的具体时间地点，并表示能将我方人员带进城。
日军特工部队“益子挺进队”的军官
了解了情况的彭德怀立刻把暗杀行动的对象定为打过交道的老对手日军特工部队，暗杀日本人暗杀过我们的暗杀人员，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真是再合适不过。彭德怀还表示，行动一定要神不知鬼不觉，一定要达到震骇日本人的效果！
农历大年三十这一天，祁县县城一派热闹的景象，刘满河带着乔装打扮的三十名敢死队员在地下党组织的接应下进入城内。晚上六点，敢死队来到“益子挺进队”小队宴会的大德兴饭庄，这里食客拥挤，鱼龙混杂，正好方便队员们混入其中。他们有的打扮成谈生意的商人模样，有的装作是饭庄里的跑堂的，还有的直接就把自己当成食客，大摇大摆地走了进去。
晚十点左右，饭庄内已经走了不少人，他们开始贴近“益子挺进队”的队员，那些人万万没想到在这样安全的环境中也能遇袭，已经喝得烂醉如泥。这时突然响起一声清厉的摔杯声，刘满河率先亮出锋利的匕首，一名日军颈部的鲜血瞬间喷涌而出，其他敢死队员们也迅速动手，卸掉枪支，割下头颅！少数日军出于本能开始抵抗，盘子、椅子、桌子，但凡是他们够得着的，都朝我们的战士扔去，但这完全是无谓的挣扎，根本没闹出什么动静，敢死队的几个大布袋里就装满了“益子挺进队”队员的头颅。刘满河大手一挥，敢死队全身而退，全程未响一枪。还没等城内的日伪宪兵发觉，就在刘秀峰的帮助下出城了。
接下来的几天内，祁县、长治、太原等地的城楼上或城内显眼的高处都诡异地挂起了一颗颗人头，这些头颅竟然都是大年夜里被暗杀的日本特工队员的！一时间华北日军大受震动，这尤其使“益子挺进队”的其他特工感到恐慌，为避免八路军可能的继续追杀，当初组建特工部队的岩松义雄在经得冈村宁次同意后，解散了“益子挺进队”。
历时半年，当初偷袭八路军总部的日军特工部队终于付出了代价，这样以血还血的报复和示威才是侵略者听得懂的语言，我军也算是公开地为左权将军报仇雪耻了。
1945年8月9日，毛主席发表《对日寇的最后一战》的声明，要将所有抗日根据地全部连通起来。10日到11日，朱总司令连发七道命令，要求所有与日占区接壤的根据地武装就近准备接受日本投降。15日，日本正式宣布无条件投降。
1949年秋，人民解放军气吞万里，国民党大势已去。当四野总司令林彪统领百万大军南下，以秋风扫落叶之势荡平华南时，他的入湘部队却收到一个特别的命令：如无妨碍，绕道醴陵，去黄茅岭村拜访一位老农妇。后来陆续入湘的二野部队也接到了这样的命令。原来他们是要去拜见左权家乡的母亲，党中央以这样的方式表达对左权的怀念和对左母的敬意。直到这时左母才知道，她的儿子在抗日战争中牺牲，已经七年了。
二野指战员慰问左母
抗日战争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面对外敌侵略取得的第一次彻底的胜利，具有伟大非凡的历史意义，中国人为这样一场胜利整整坚持了十四年，付出了三千多万人的伤亡代价。中国共产党自“918”事变起，就无私地洒出大批精英去到东北战场，展示出先天下之忧而忧的奉献精神，彼时中共的力量还比较弱小。
到全面抗战后，我们党又自力更生，在几乎没有任何外来援助的条件下，勇敢地战斗在抗日最前线，坚守在广大的沦陷区，与日寇做殊死的斗争。我们的军队在八年不曾停歇的血与火的锻炼中越打越强、越打越精，我们更发动起最广大的人民群众，领导构建了全民族抗日统一战线，成功将日寇拖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我们用实际行动赢得了最广泛的民心。
这期间救亡图存的艰苦奋斗，我们党自然也承受了难以估量的损失，无数同志倒在漫漫征途中，他们没有看到最后的胜利，没有见证新中国的建立。但是以杨靖宇、左权为代表的，还有无数为国家、民族和人民利益牺牲的人民英雄们，他们都会载入史册，永垂不朽！
